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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科院院长：用刺激需求来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问题是无效的

这可能是中国经济近年来最冷的一个春天。

疫情之下，不仅消费需求承压，餐饮、住宿、旅游等服务业急剧降温，制造业也因大批企业不能及时复工复产面临冲击。

中国应当再推大规模刺激政策稳增长吗？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、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表示，面对疫情，用刺激需求来解决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是无效的。当前，需要以风险为导向进行政策调整，推动各项政策形成合力，不失时机大力推进财政支出结构调整。

靠刺激需求稳经济是缘木求鱼

国是直通车：现在有人认为应该推出新一轮大规模需求刺激政策来稳定经济，您怎么看？

刘尚希：这种想法显然还是基于过去条件下的形势，按照以前的逻辑去考虑问题，比如需求不足，那就刺激需求。但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出在需求端，而是出在供给端，是要素供给(尤其是劳动力复工)受到疫情冲击，人流、物流堵点没有完全打通，产业链、供应链不能顺畅运转，企业复工复产缺乏必要的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用刺激需求来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、物流不畅、企业复工复产难等问题是无效的，是在缘木求鱼。

国是直通车：那么您认为要稳定经济，政策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？

刘尚希：眼下最重要的是如何更加精准、科学地解决复工复产过程中存在的障碍，实现人流、物流在疫情条件的充分流动，保证企业尽快复工复产。

疫情是当前最重大的公共风险，但不同地区疫情风险不一样，那么，各地就需要以风险为导向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，做到科学防控。

所谓科学防控，就是风险状态和应对风险的手段应当相互匹配、协调。如果应对风险的手段远远高于风险防控实际需要，“高射炮打蚊子”，那就会付出不必要的经济代价，产生新的衍生风险；反过来，如果疫情风险很大，而应对措施力度不匹配，那么，疫情风险就会反弹。

因此，要稳定经济，关键在于用好“以风险为导向”这个基本方法，去动态分析和精准评估风险状态究竟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动态调整我们的疫情防控措施，使之节奏合适、力度合理。这样的动态分析应当每天进行，依据人员行为数据揭示出潜在的高风险人员，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应充分利用起来。需要采取新的疫情防控模式，强化“后台”的分析监测能力，弱化“前台”的人海战术，代之以无感监测的数字仪器设备。政府加大数字仪器设备和数字技术服务的采购，也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举措，还能推动数字经济更快发展，也有利于当前稳增长。

针对现行的疫情防控方式方法也需要不断总结、相互交流，并不断更新疫情防控方式方法的新本版，实现精准应对。比如隔离，大家都宅在家是物理上的隔离，其实注意个人防护，戴口罩勤洗手，远程办公等等也都属于广义的“隔离”。实施广泛的社会动员，其重点应从“宅在家”静态隔离转向“动而不染”的动态隔离。怎么才能让防疫措施更科学、更优化，避免付出不必要的、过高的代价，这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。

当务之急是调整支出结构

国是直通车：中央前段时间提出，宏观政策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。就财政政策而言，您认为多大的力度是合适的？

刘尚希：财政的任务首先是为抗击疫情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，确保不因为资金问题影响疫情防控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就要“敞口花钱”，也需要有明确边界和标准，不能说所有和疫情防控相关的资金都要由财政全部包揽，或者说由中央财政包揽。

比如现在国家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实行免费救治，那疑似患者和进行医学观察的这部分人，有的集中隔离，有的居家隔离，其涉及的费用，如吃、住、用、检测的费用怎么办？是统统由政府埋单，还是适当分担？这里涉及很多具体的边界范围和标准问题，也需要进一步明确。

另外，2月很多省份的财政收入同比会有明显负增长，财政收支缺口会比以往显著扩大，3月份也不容乐观，依靠疫情结束后的恢复性增长可否弥补疫情期间的减收，这是一个大问号。因此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支出结构，针对不同地方、不同行业、不同环节评估风险状态，以风险为导向对支出优先级做个排序，风险等级高的先给予保障。比如当前小微企业受冲击严重，那财政就优先满足支持小微企业；有的疫情防控物资还是供不应求，那财政就在这些方面加大投入力度。

国是直通车：您刚才提到今后财政收支缺口会进一步加大，这种压力怎么缓解？今年中国会提高赤字率到3%或者更高吗？

刘尚希：赤字适当增加不可避免，但赤字率究竟提高到多少，现在不好预计。这个问题取决于两方面因素，一个是财政收支缺口究竟会有多大，另一个是调整支出结构力度能有多大。如果支出结构调整力度足够大，能够多省出一部分资金，那赤字率上调幅度就可以小一些。

我不赞成动不动就要求上调赤字率。实际上，随着支出规模不断扩大，现在一般公共预算规模达到20多万的盘子，调整支出结构才是更重要也更关键的问题。在这方面，近年来虽然有进展，但资金配置还是不够合理，有的地方不够花，有的地方又花不完，资金紧张和浪费、闲置并存。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不能让资金真正用在刀刃上，提高使用效益。

平时要做这件事并不容易，因为涉及方方面面利益，要达成共识难度比较大。疫情以及减税降费需要过紧日子，实际上是给了调整政府支出结构一个有利的契机，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。

减税降费不是税率“一减就灵”

国是直通车：最近政府出台了不少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措施，您认为这些措施是否应该长期化？减税降费今后怎样才能让企业更好受益？

刘尚希：现在重要的是把已出台的政策措施先落实好。实际上，减免增值税究竟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实惠还有待观察。因为增值税有个特点，它是个环环相扣的链条，下一环节需要上一环节的发票。如果给特定的行业、企业减免增值税，那么它下游的行业企业会因为拿不到上游供应商的发票而加重税负，或者转而选择其他能开出发票的上游供应商进行合作。这样一来，企业虽然被减免了增值税，但受惠还是会打折扣。如果进项税不能做相应的配套处理，享受减税待遇的企业可能反而会加重负担。

所以，通过增值税来减税并不是税率“一减就灵”。更能让企业获益的方式，我认为应当是增值税“即征即退”，征税之后再及时还给企业，这样企业可以切实减轻负担，也不影响下游企业抵扣，比降低税率的方式更有效。不过，这种方式会显著加大税务管理的工作量，需要有大数据来支撑。

国是直通车：目前资金链紧张是不少企业最大的困扰，您认为在支持企业方面，财政政策怎么才能更加积极有为？

刘尚希：应当用“政策组合”的办法。比如除了税费减免，还可以进行财政补贴，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给企业减负，把保障企业生存、减少倒闭作为首位任务。另外，除了财政政策发力，如果银行方面能适当减轻企业偿还压力，也可以缓解资金链紧张。

实际上，政策组合不只是部门行为之间的相互协调、彼此配合，而是要把多个政策有机组合为一个大政策，不只是财政和货币政策，还应当包括就业政策、产业政策、社保等各项公共政策都应该形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政策组合，这样才能真正形成政策合力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某个部门单独出台一项政策，或者是某个部门来牵头，多个部门共同发文，这种形式上的协调难以真正形成科学的组合政策。在这方面，需要有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机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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